老北京述聞
《老北京述聞》是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和對北京重要講話精神，以及傳承發(fā)展北京“四個文化”中心建設要求而策劃的系列書。該系列書立足首都全國文化中心定位，著重從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等方面，講述北京人文故事，提煉首都文化符號，探討首都文化的特點和傳承。
全系列書共十二卷，分別講述了北京三千余年歷史中的歷史典故、人文地理、營國故事、古都文脈、戲曲曲藝、風物民俗、胡同街巷、名人故居、京城會館、飲食名饌、史籍志書、傳說故事等方面的內容，涵蓋了北京的皇城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等多方面。
今天為大家推送"老北京述聞之名人故居"第一篇《李大釗與文華胡同24號》
李大釗（1889—1927）
北京是李大釗的第二故鄉(xiāng)。他短暫的不滿38歲的一生，有整整10年是在北京度過的。他生活工作于斯，創(chuàng)業(yè)奮斗于斯，為中國革命立下開天辟地的豐功偉績于斯，壯烈犧牲于斯。最后，他和他的忠貞賢德的妻子趙紉蘭，長眠在京郊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一年一度的香山紅葉，似霞似錦，如火如血，又如千萬億兆面赤色的旗，陪伴著他們的英靈。
李大釗在北京的故居共有5處 : 回回營2號、石駙馬后宅35號、銅幌子胡同甲3號、邱祖胡同、府右街后坑朝陽里3號。其中，石駙馬后宅35號現(xiàn)名文華胡同24號，已于1979年8月21日被宣布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李大釗故居現(xiàn)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攝影 張斯偉）
移家北京時，李大釗和趙紉蘭只有葆華、星華兩個孩子。后來又生了炎華、光華、鐘華、欣華。家之于李大釗，是風濤險惡的海上航行歸來可以寧靜憩息的港灣。他從港灣回望大海，規(guī)劃著更加合理的航路，指導著同渡的水手。
1920年春，李大釗租下石駙馬后宅35號，離開了此前居住了一年多的回回營2號，又為葆華、星華安排好了上學的事。暑假返鄉(xiāng)，接全家來京。
石駙馬后宅是石駙馬大街北面的一條胡同。石駙馬大街以明宣宗朱瞻基長女順德公主的駙馬石璟府邸在此街而得名。
1969年為紀念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魯迅而改名“新文化街”，后宅遂改“文華胡同”。魯迅未曾住此，何以改？是因為原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在石駙馬大街東端路北（今第一五八中學址），而在1925年5月“女師大風潮”和1926年三一八慘案前后魯迅曾與進步學生并肩戰(zhàn)斗過。
翻修一新的李大釗故居（攝影 張斯偉）
石駙馬后宅是曲曲折折的東西向的一條僻靜胡同。石駙馬后宅35號是個三合院。北房三間均有隔斷，東間是李大釗夫婦的臥室，中間是堂屋，星華住西間。東廂房三間，是李葆華和親友及臨時來人的住所。西廂房三間，是李大釗的書房和會客室。院中有兩株海棠樹，兩塊花畦。全家人對新居都很滿意，在這里居住了將近四年。這四年無論對李大釗還是他的家人，都非常重要。
李大釗把葆華和星華送進孔德學校讀書。該校由蔡元培任校長，沈尹默任常務董事會主席，主要招收北大和中法大學教職工子弟，蔡元培的子女蔡威廉、蔡柏齡，劉半農之子劉育倫等北大子弟均在該校讀書，校址在東城方巾巷的華法教育會。學校由沈尹默、周作人、馬幼漁、錢玄同、蕭一山等北大教授授課，皆一時之選，教學質量當然一流。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經濟系和法律系開課，月薪120元，完全可以過相當美滿富足而且清靜高雅的教授生活。但為了拯救危難的祖國和苦難的人民，他不惜舍棄這一切。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李大釗辦公室里成立，11月改稱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11月，李大釗指導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后改稱共產主義青年團）。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李大釗成了中共在北方的領導人，他的生活內容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趙紉蘭得適應這些變化。黨團組織經常有人到家里來開會，中外訪客絡繹不絕，全國各地慕名找來的青年更多，正常寧靜的居家生活全然被打破了。趙紉蘭作為家庭主婦，始終親切和藹，禮數(shù)周全。經濟生活方面變化更大，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大家都愁沒有活動經費，李大釗當場宣布，每月從自己120元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組織活動經費！
從1921年起，李大釗到處開會、講演，頻頻出京，南北奔忙。他數(shù)度南行晤見孫中山。1922年8月，在上海由孫中山主盟，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成功地參與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盡管李大釗收入很高，除北大薪水外，在北師大、朝陽大學、中國大學、女高師兼任教授還有豐厚的收入，每個月的總收入有二三百元之多，但家庭經濟卻非常拮據，使趙紉蘭十分為難。丈夫的私德是無可挑剔的，不吸煙，不喝酒，沒有任何嗜好，上班一般不坐車，靠步行，飲食上從不講究，一塊大餅一根蔥就能對付，衣服更是樸素得近于寒酸，一襲長衫穿好多年，冬天一身普通棉布袍，他從來不亂花一文錢，嚴于律己已經到了苛刻的程度。那么多的錢，除每月交給家里三五十元作為家用以及奉獻出80元充作黨的活動經費以外，其余都用來救濟貧困學生或救助貧苦工農了。
在每個月領薪水的那一天，李大釗常常還沒走出北大，錢就幾乎散盡了。曹靖華、劉仁靜等許多北大學生都在困境中得到過李大釗的慷慨資助。給了錢，李大釗還要再叮囑一句 :“以后有困難，盡管跟我說??！”蔡元培得知后，感慨不已，特地吩咐會計科，以后在發(fā)薪水時扣下一部分，直接交李夫人，以免他全家衣食不繼。
趙紉蘭的慷慨大度，也是有口皆碑。有一年深秋，一個要到外地工作的青年同志到家里來向李大釗辭行，趙紉蘭看他衣裳單薄，就把剛剛為葆華縫制好的棉袍送給他，那個同志推辭不掉，只好接下，含淚而去。作為四個孩子的母親，趙紉蘭的勞累和家庭經濟生活的困難，是外人難以想象的。比如，葆華和星華開學時家里拿不出學費；比如，有一年冬天沒有錢買取暖煤，家里冷得如同冰窖！1923年1月12日次子光華出生，同年初冬幼女鐘華出生，趙紉蘭更加勞苦。
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能超越階級和信仰的鴻溝。李大釗的道德高尚和為共產主義虔誠奉獻的精神，得到了北京大學與他政見相異、信仰相左的同人們的幾乎一致的尊重、敬重和欽佩。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校方針和治校實踐，創(chuàng)造了這種博大寬容的、彼此尊重的人文環(huán)境。今天的青年大概都難以想象，李大釗與胡適、周作人、蔣夢麟等人終生都保持著真誠的友誼。以胡適為例，李大釗1919年夏與他進行的關于“問題與主義”的那場著名的討論，一點也沒有損害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他們依舊相處融洽，相互信賴。胡適1922年5月11日寫了一篇也很著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半夜里寫成，首先打電話與李大釗商議，第二天早上就到蔡元培家集會討論，并共同署名。能在下半夜打電話商討文稿，并立即得到熱誠回應，是多么真誠友好的關系。正如李大釗在致胡適的一封長信中所說 :“主張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
1923年二七慘案后，李大釗被通緝，趙紉蘭和孩子們受到了驚擾。石駙馬后宅35號成了監(jiān)控的重點，軍警和密探整天在附近轉悠，有的對李家人惡語恫嚇，連偽裝都不要了。
1924年1月，李大釗去廣州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五名成員之一，并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共24人）。與此同時，北洋軍閥對其家屬肆行迫害，先是派人闖進李大釗的書房搜查。再是把一條狂犬放進李家院中亂竄，咬傷了光華的奶媽，星華每天陪奶媽去首善醫(yī)院打針，才保住性命。最后干脆每天天一黑就派人在房頂上走來走去，踩得瓦片嘩嘩響，還居高臨下向院中砸石頭，把洗衣用的大瓦盆砸得粉碎，險些傷著人。這里是住不得了，也不知道李大釗什么時候才能從南方回來，趙紉蘭唯恐孩子們受傷害，在弟弟趙曉峰的幫助下，緊急搬家，離開了居住近四年的石駙馬后宅35號。（寫于 2003 年 作者宋霖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
